藏族佛画艺术的发展

我国考古学家在西藏定日县苏热地区发现的石器，经科学鉴定系旧石器时代的遗物，距今有五万年。阿里日土县和黑河发现的吐蕃早期岩画群距今有上万年的历史，1982年在昌都卡诺遗址发现了四千年前的原始雕塑、罐、钵、盆等具有各种纹饰的陶土艺术品。

　　据史料记载：公元前200—300年间涅赤赞普被当时的十二氏族酋长和本教徒共同拥立为王，他登位后统一卫藏各部落，建造宫殿、开荒耕种、以本为国教、历算占卜、驱邪祈福、医治疾病，以当地多种传统文化为基础，大量吸收香雄文明，创造了吐蕃早期的本教文化。在距拉萨1370公里的藏北无人区发现了不少具有与佛教绘画艺术鲜明对比的本教石刻群画，以上古文化遗迹的发现，艺术地再现了藏族人民悠久的绘画历史。

　　公元七世纪藏王松赞干布继位后迁都拉萨，统一全藏区，吐蕃王朝步入了强盛时期，他广采外界所长，派土弥桑布扎等人学习西域各国文字的基础上创造了统一的藏文字，开始从印度、尼泊尔和中原等地引进佛教文化。为更好地适应殿建筑、佛像造型，聘请周边民族的工匠来西藏建造庙宇、传授技艺，同时选派天生聪慧、精明、有培养前途的年轻人到各地学习，对外文化的交流揭开了西藏创造佛教文化的序幕。学成回藏的年轻画师们，以藏区原有的本教艺术为基础，根据藏民族的审美特点，创作了后来称之为吉然拉庆的早期绘画，这一画风经过几代藏王的扶持和推崇得到迅速地发展和推广，藏传佛教前宏期以桑耶寺为代表的一千零八座寺庙的大多数壁画都是这一画风所绘。

　　朗达玛禁佛，藏族佛画艺术随之禁止，卫藏的画师们纷纷逃往多康地区。

　　后宏期，藏王后裔益西威开始从尼泊尔和拉达克等地迎请画师，尼泊尔和克什米尔的两种画派通过古格往东发展，多康的绘画艺术往西推进，出现了第二次多种画派的大融合。

　　公元十四世纪以后，藏族绘画已步入成熟阶段，有了自己完整的绘画技法和造像理论，这一绘画艺术及其丰富的表现力和独具特色的魅力开始吸引诸多民族，逐步在其他民族和国家中广泛地传播开来。

　　综观藏族文化的发展历史，藏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以吐蕃文明为基础，古印度的思想意识和黄河长江流域的文明为主，兼收周边民族文化，使众多民族的优秀文化汇集于这一神奇的土地上孕育出了灿烂的雪域文化。

　　藏族造型艺术，随着佛教文化的传入，外来的佛教艺术在藏族古老的文化沃土中发育成长，盛开出世界画坛上独树一帜的艳丽奇葩，因此，对藏族美术的研究就不是一个局部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带有多民族性和国际性，这是共认的，在国内外发表了不少这方面的文章，但藏族美术对其他民族的影响几乎无人提及。

　　任何一个民族文化的存在都是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而藏族美术在不断吸收外来的艺术手法及其理论，完善自身的同时丰富了其他民族的艺术宝库，留下了灿烂的文化遗产。

　　我国西南边陲有一个古老的东巴文化，那是前面提到的在涅赤赞普时期，东巴兴饶根据本地原始宗教和窜易两派为基础，引进香雄文化所创立的藏族本土教一— 本薄教。佛教传入藏区后的百余年间，佛本间相互斗争、相互渗透而共同存在着。莲花生大师进藏灭了本薄中的巫教，本教的不少仪式巧妙的纳入佛教仪轨，为藏区传播佛教文化开辟了道路。但后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佛教与本教之间的斗争仍然存在，有时还十分激烈，郎达玛灭佛和遇刺都与此有着直接的联系。

　　西藏佛教的后弘期以后，本教势力渐渐衰微，本教的教义和宗教仪轨里逐步渗透佛教内容，在藏区现有的本教寺院从表面上几乎看不出佛本之间的区别，只是祭祀山神、卜卦、祈福、驱邪和藏民族的逢年过节等大型活动仍保留着很多本教文化的痕迹。而在东巴文化中却从内容到形式至今保留着很多吐蕃早期文化的本来面貌，东巴文化的绘画艺术中本教的内容和影响更是全方位的，信仰东巴教的人所说的祖师丁巴什罗，就是前面提到的本教祖师东巴兴饶。

　　据藏文史料记载：“松赞干布为完成他对唐帝的诺言，从西藏穷结的嚓珠拉康到五台山修建了一百零八座佛殿。”然而在五台山等地建过什么样的佛殿，其规模和名称至今未得详实的资料，但在中原曾建过寺院是可以肯定的。藏王赤松德赞到郎达玛被刺的(公元781--848)67年间是吐蕃的鼎盛时期，印度和中原为主几种不同民族的绘画艺术交汇在雪域高原，使西藏绘画多元化发展。藏王对绘画人才的器重，激发了更多人从艺的热情，从而真正出现了藏族绘画“百花齐放” 的年代，从这一时期以来驰名中外的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也留下了灿烂的藏族文化遗产。

　　笔者在敦煌考察时发现，敦煌石窟第17号、第356号画有藏王俏像壁画，壁画下半部是用厘定文法前的藏文写成的壁画作者，完成年代和开光情况。据敦煌研究所的同志介绍说：“敦煌现有492个石窟中45个石窟的壁画是自赤松德赞以来的藏族画师们完成的。1907年以来，敦煌的大量文物资料流入国外，目前为英国、法国、日本、美国、俄罗斯等的许多著名博物馆和私人所收藏，据不完全统计流散在国内资料50000余卷，其中藏文资料6000卷，刺绣、堆绣和画卷200余幅(卷)，在法国巴黎博物馆收藏的敦煌古藏文资料《罗摩衍那》手稿是目前世界上现存最早的译文稿，尤其珍贵。”

　　在新疆境内以克孜尔石窟为主多处发现了藏画壁画、古藏文资料和吐蕃时期的文化遗迹。1906--1907年英国的斯坦因来到此地运走了一大批古藏文后，吸引了很多外国藏学家，他们再次来到实地挖掘，回国后对资料进行分类、整理、研究，以英国藏学家托马斯所著《关于新疆的藏文史料》和法国藏学家弗兰克的《新疆的藏文文书》为代表，出版了不少有关研究新疆藏文化的学术论著。

　　八思巴自1253年以来应元祖皇帝忽必烈的邀请，曾两次到蒙古地区传教，前后达七年之久，在这一期间创造了蒙古文字，根据八思巴创造的蒙古文字开始翻译佛经，传授藏族医术和藏传佛教绘画技术。

　　元初，八思巴被封为帝师，负责管理全国佛教事务至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的500余年间，许多藏族高僧大德亲临蒙古各地，宏扬藏传佛教，该地区的寺院建筑、佛事仪轨，供品制作，僧侣服饰，经像法物均严格按藏传佛教。以哲布尊洛桑丹比降村时代修建的额尔德尼释迦大殿和日威格杰林为代表藏传佛教寺院遍布整个蒙古地区，藏族造型艺术影响至今。在蒙古民族的民俗、民间装饰图案、民间艺术无不打上藏族文化的烙印。

　　藏族绘画的一代宗师门唐巴在西藏山南诞生，创立了“门智”画派，撰写了《如来造象度量品如意宝镜》，这标志着多种艺术风格的演化过程终于完成，藏族绘画风格已经定型，藏族有了自己的绘画理论，由此迎来了自赤松德赞以来第二次藏族绘画的黄金时代。

　　有的专家说：“那时的西藏绘画不仅是比喻上的黄金时代，而是真正以黄金作材料进行艺术实践的黄金时代。”

　　在北京建大都以来，修建了五塔寺、护国寺、妙音寺(白塔寺)、高祝寺、兴教寺、双黄寺、香山昭庙、雍和宫等数十座藏传佛教寺院。

　　除北京外，在全国各地也建了不少藏传佛教寺庙，如山西五台山的罗喉寺、菩萨顶、广仁寺、观音殿等至今仍保护完好的三十多座黄寺，成都的石经寺、峨嵋金顶的藏传普贤殿、辽宁沈阳的实胜寺等，这些寺院的佛殿建筑、寺内的壁画、塑像、佛经、法物均按藏传佛教建造，因此藏画艺术在汉区各地有了大显身手的市场。这一时期，八思巴的再传弟子，藏族著名学者祭巴·噶丹贡布就带领藏画家和工匠曾七次到北京，一方面学习内地先进工艺和工笔画技法，另一方面完成了在京藏传佛教寺院经像法物的制作，经过十几代人的文化交流，丰富了汉地的艺术宝库，同时又推动了藏族美术的发展。

　　汉族的工笔和花鸟画既符合了藏民族的审美情趣，同时又具备描绘佛教题材的丰富表现力，因此，工笔和花鸟画对藏族后期绘画的影响随处可见。

　　据美术史记载，这一时期在北京、杭州、西安等地建造了许多藏式佛塔，由于其造型美观，符合《度量经》的基本尺度和所表，深受历代皇帝的推崇，在北京有名的北海白塔、白塔寺大白塔、西黄寺的清净化城塔、法源寺景太蓝三佛塔中的藏式塔、八大处佛牙塔中的纯金佛牙灵塔、宁夏同心县的韦州喇嘛塔、青铜峡县一百零八塔、苏州小白塔都是按藏传佛教塔的式样建造，故这种造型的佛塔在中国美术史上称之谓喇嘛塔。

　　乾隆初年，根据洮州禅定寺梵静觉国师的建议，清内阁番蒙译事、蒙古族工布查布在北京把藏文《造像度量经》译成汉文，后来他又根据此书作了一卷《经解》和一卷《续补》，使汉地佛教美术出现了所谓自元朝以来的第二次“西天梵式”高潮。后在日本和欧洲有了《经卷》和《续补》的译文出版，给世界各国的佛教造像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公元1748—1752年，乾隆皇帝为河北承德避暑山庄修建藏式寺庙，清乾隆十三年和十七年曾两次专派测绘师、画师和专管建筑事务的官员到西藏，在实地进行勘测、绘画的基础上，仿桑耶寺的式样建了普宁寺，仿布达拉宫建了普陀宗乘之庙，仿扎什伦寺建了须弥福寺之庙。

　　宏伟壮观的普陀宗乘之庙巍然耸立，七座仿藏式寺院的宝幢经帆遥相呼应，形成驰名中外的承德外八景，如今成为风景名胜向游人开放，令中外游客心驰神往，到承德旅游的国内外宾客们在皇家园林中观赏到如此金碧辉煌的雪域建筑艺术风采而赞叹不已。